粟和黍是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重要谷物类农作物，早期粟黍农业有力支撑了黄河流域及西辽河流域早期社会发展与文明起源。时至今日，由于其耐旱、耐热、耐土壤贫瘠等特征，粟、黍仍然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重要的杂粮作物，在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加剧的全球环境下，愈发成为人类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对于粟、黍起源与传播的研究在新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进展。得益于燕山南北、太行山、嵩山、泰沂山系山麓地带和黄土高原西部旧、新石器过渡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诸遗址（群）的发掘，以及植物考古、碳十四测年、残余物分析、地质考古、基于骨骼碳氮同位素分析的食性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中国北方地区先民对粟、黍的栽培及利用被追溯至万年及以上。学界在此基础上初步厘清了我国北方地区早期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基本时空脉络。
近十年来，早期粟、黍的传播在国内外考古学界成为热点议题。一般认为，粟、黍在仰韶时期基本完成驯化，以粟黍农业和家猪养殖为主的生计模式在仰韶文化时期，尤其是庙底沟期之后在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大部初步建立，旋即向周围地区扩散。近年大量积累的植物考古数据证实粟、黍在不晚于距今5000年前后南传至西南、东南、华南地区，西传至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湟地区，东北至黑龙江流域及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而基于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的食性分析则显示上述地区该时期粟、黍在人类食谱中的占比则存在很大差异。
相比之下，粟、黍跨亚欧大陆的传播因为其跨度广、时间长、涉及材料众多、内涵复杂、科技方法介入不充分等问题，亚欧大陆中西部早期粟、黍的利用和粟黍农业的传入、发展问题长期未能得到充分研究。此外，在早期作物传播问题的研究上，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作物传播的路线、时间与节奏，而农作物传播背后的人类行为和社会因素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包括农作物传播的推动力、不同社会文化系统对农作物的选择性利用与拒斥、农作物栽培相关的社会组织与农田管理方式等等。近年来，随着国际合作和多学科研究的深入，以及早期粟黍农业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国内外学界对于亚欧大陆中西部早期粟、黍相关遗存的研究不断增加，为我们从大范围、长时段、多角度认识粟、黍的早期传播及其社会意义提供了条件。
本课题旨在通过对中亚、南亚与东欧若干关键遗址粟、黍相关遗存的多学科研究，以及系统汇总、梳理已发表的亚欧大陆中西部早期粟、黍利用的相关证据，结合相应考古学情境和民族志材料，尝试展现起源于中国北方的粟、黍在亚欧大陆中西部早期传播的图景。多学科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测年、植物考古（植物大遗存与微体植物遗存）、骨骼与植物碳、氮稳定同位素、基于生物标记物的残余物分析、植物印痕等。本研究力图描绘粟、黍在亚欧大陆中西部早期传播的线路图，并揭示早期粟、黍西传的动因。此外，本研究将推动多学科方法在粟、黍农业传播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促进粟、黍起源与及其早期传播研究的国际合作。
Pyrras 4
Athina 117 45, Greece
